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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知青口述:生产队里无“好人”

2020-07-01


女知青口述:生产队里无“好人”

农村无“好人”(网络图片)

说来惭愧,我这个插队知青,充其量不过是个“可教育好的子女”,一度却对那些“四类分子”包括他们的子女避之唯恐不及,生怕再从他们身上沾着晦气似的。

“滑皮阿三”自不待说,他本人系地主,脾气又臭,往往在外面挨了斗,回家就拿老婆出气,摔盆砸罐,闹得鸡飞狗跳,虽然同住吉水坞,我很少跟他说话。土钱是阿三堂侄,也是地主儿子,但性格随和,父母死得早,从小学会低着头做人,通常运动倒不来搞他,跟他还可以聊几句,特别是晚上睡觉,两边房间只隔一层板壁,他会说些农村趣闻和故事,为我解闷;不过在人前,我仍会有意无意与他保持适当距离。

随着岁月推移,这种界限终究变得模糊了。因为我发现,全队二十几户人家,除了队长家、还有两户贫僱农,可谓纯金足赤、无隙可击,其它哪怕是一般的贫下中农,镂根鉋底,藤牵瓜连,都可以找出一点瑕玼。比如,某某人自己三代都是贫农,可是有个姨父当过保长;某某人虽说是下中农,但从前在镇上牲口行做过牙人,依老话说是“白相人”,言外之义就是地痞。老疤是移民,是僱农,但从前在莫干山给上海的洋人资本家看房子,老疤婶还给洋人资本家当过“相帮娘”(保姆),这在当地农民中是极为稀罕的,不来找你,没事,一旦找到你头上,这段历史怎幺解释得清再说,老疤的大女儿嫁给了本队富农的儿子阿苗,他这个僱农就得大打折扣了。而事实上,阿苗堪称本队最老实巴结的男人,起早落晚,牛筋马力,大家都说他夫妻俩是“做煞坯”。

我们队分三个自然村,由最里面的山脚数出来,吉水坞是地主窝,不必说了;中间是梅园,一个富裕中农门下分成了三户;靠外面马路边的汪口户数最多,没有地富分子,但有几户社会关係複杂,多多少少都有“小辫子”可抓。有的本人是清白的,根正苗红,但运动中乱说话,被社队干部在群众大会上点名“敲打”过,从此政治面目也带上了污点。

有个叫来法的,算是贫下中农,但生性胆小怕事,私心较重。一次生产队仓库发现少了两张蚕匾,队长追查,大家互相猜疑,猜来猜去,疑点集中到来法身上,来法有口难辨,分别到几个队干部家里诉说,那天来到我家(他把我这个记工员也当队干部了。此时我和两个弟弟已经盖了新屋。),说着说着,卟咚一声就跪到了地上,抹着泪,哑着嗓子喊:“亚雯姑娘,我是冤枉的啊!……”我赶紧搀他起来,说:“来法叔,你别这样,事实总归说得清的。”他还在求情:“你要替我说说啊!”我暗自想,我能帮你说什幺呢?再说,我又不知道谁偷的,也不敢断定就不是你偷的。过了些日子清理仓库,重新清点,蚕匾一张没少,此事不了了之。但自此以后,来法变得愈加沉默寡言,总是耷拉着头,见谁都不抬眼皮。倒是他那个十五六岁的小儿子厉害,经常为了争一个工分、争一秸稻草,和人家吵吵闹闹,尖嘴利舌,不依不饶,生怕再像他老爸那样吃亏。

那年头,隔三差五搞运动,大运动套小运动。运动一来,大队就召开社员大会,全大队集合起来有三四百人,所以大队里最宏伟的建筑就是大会堂(其它大队也莫不如此)。但凡批判大会,上级统一布置,即便本地没抓着“现行”,少不了也要请四类分子上去站台角;有的会议不属于斗争性质,而是正常的“抓革命,促生产”,实在不需要设立“活靶子”,社队干部就会像训坏蛋一样地对全体社员“教育”一番,本大队一位曾经当过脱产干部的副支书做起报告来特别铿锵有力,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他常说的一句话:“棺材头上踢一脚,死人肚里有个数!”那个警告意味远比今天的警察训小偷来得严厉。所以,那时莫说是在运动风头上,莫说四类分子不敢乱说乱动,就是平时,就是贫下中农,也没人敢乱说乱动。人人变得知趣、识相,只要自己不是运动对象,举拳头、喊口号,谁也不落后。

今天运动斗这个,明天运动斗那个,斗来斗去,好人越斗越少,坏人越斗越多。四类分子是死老虎,斗起来没劲,逮个现行的,群情更激奋。

邻队张胜喜,是早年从“上八府”迁来的外来户,一直给生产队放牛。那年,有一头水牯牛不知怎的突然死了,宰杀后发现,有一枚钉子杂在尚未消化的草里,于是定他毒杀耕牛、破坏生产。那时候一个生产队总共才三头牛,毒杀耕牛那可是天大的罪名啊。社队又派人到他老家台州调查,因他曾给“三五支队”当过挑夫,于是又加他一个“土匪”的帽子。那个批斗才吓人呢,群众大会台上揿头、叉背、拳打脚踢还是小意思,晚上关在小屋里,逼他两个膝盖跪在一堆锋利的破瓷碗片上,双腿鲜血直流……可这人就是个硬骨头,死不认罪。几次昏死过去,醒来还说他要告到中央去。自然,嘴越硬,苦头吃得越多。也许,这中间不排除有人挟嫌报复。

他原来是有老婆的,在老家也有儿女,老婆跟他过来,嫌他太穷——你真想象不到,这里的贫下中农好歹都有瓦房,他住的地方那哪能叫房子,就是两间低矮局促的泥墙草皮。最怪癖的是悬空搭了张竹床,在床下泥地圈养了两头猪!老远就闻到一股臭味,大概从来没人进过他屋。——正好大队贫协主席癞痢阿毛新近成了鳏夫,老婆跟阿毛搭上,不久乾脆搬去阿毛家住了。张胜喜咽不下老婆被人霸佔的恶气,加上眼前遭受的打击,虽然事后因证据不足,未能将他送进监狱,可他从此就像祥林嫂似的,逢人就说要告状、求人替他写状纸。可他斗大的字不识一个,满口谁也听不懂的外乡话,谁肯替他写状纸呢?

那是我插队六、七年后的事了,男友走进我的生活,恰巧他和张胜喜是同乡,张得知后,就跑来我家,要我男友帮他打官司。他杂七杂八地说了一大堆,翻来複去就那几句话,男友还有耐心听他说完,我却在私下抱怨男友多管閑事了。当然,男友最终也没替他写成状纸。男友问:你到底要告什幺、又要告谁?告耕牛不是你毒死的,但此事已不了了之,上面也没作结论,只是让你吃了苦头,是底下社员整的,找谁说去?你告“三五支队是革命队伍,不是土匪”,下面的确不懂历史,瞎来,可你只是当过挑夫,也算不上“革命战士”啊,哪个领导会替你证明?至于你要告癞痢阿毛强佔人妻,但你老婆自愿跟他去,现在还帮他说话,不站你这边,你告了有用吗?……男友最后还是劝告这位同乡:算了算了,你都五十多了,在这里蹲不住,回老家去吧,老家有儿女,还有个照应。

张胜喜后来病倒了,腿上烂疮有碗口大,终于让老家儿女接了回去。我的男友(即现在的丈夫)之后调回台州老家,凑巧认识了张胜喜的堂侄张大荣,得知此人回老家不久便死了。

老张死前有一件事,让人听了颇有触动:40年前,张胜喜和大荣父亲一同造房,祖上传下的宅基一人两间半,其时他人小能力不足,请求大荣父亲帮助,便写了一张契纸:“借米三担,十年内归还,堂间公用;如若归还不了,同意让出堂间产权。”大荣父亲将这张契纸弄丢了,临终口头传授大荣。现在老张回来,儿子嫌房屋太挤,听从姐夫挑唆,企图独佔堂间。双方打了一架,村干部调解,大荣说出父亲遗嘱,村干部轮流到老张床前询问,老张一一据实回答,毫无隐瞒。村干部问,他们打架,你知道幺?他说知道的,但我说了没用啊,我一开口,他们就说要把我沉塘。原来儿子女婿早就对他说了,只要他不作声,一切由他们摆平。他当时就反对:这种缺德事不好做的,我的确欠大荣家三担米,堂间公用,已经是给他面子了。我原本打算八月再去一趟“下三府”,卖了口粮归还这笔老账的。女婿和儿子一再威逼他,封他的口。事后,家里再无人理他,骂他:“天底下没见过你这种人!自己要进棺材了,做个哑佬不成,还要吃里扒外、害儿孙!”他死时,床头就是一碗吃了几天的冷粥,其实是饿死的。

丈夫之后说起此事,心里似有愧意。我亦无语。自我反省,在那个时代,心怎会变得那幺冷漠?但随即又原谅了自己,“泥菩萨过江,自身不保”,哪还管得了别人?

我想,这种情况大概自古已然,普通百姓在人世间遭受种种不平、不忿,到头来含冤而殁,无声无息,就如蚂蚁、夭娥度过了一生,世界不会因他们有丝毫的改变。

当年大队合作医疗站还有个姓杨的赤脚医生,满头银髮的老中医,快七十岁了。那真是个好人啊,一年到头,不论下雨下雪,不是坐诊,就是背个药箱挨家挨户巡医,从来没有休息日。我有了儿子,儿子常感冒发烧,有时半夜里抱着去杨医师家,他总是热情接待,一脸慈祥,细心搭脉、询问、开方子,从无怨言。他原本是莫干山区卫生院的正式医生,“清阶”时,说他有历史问题,被开除公职,扫地出门。大概是1974年春吧,有一天,他找我丈夫商量:可不可以给卫生局写个报告,请求复职?我丈夫说:看目前形势,正在反击右倾翻案风,恐怕写了也没用。于是他便也打消了念头。杨医师于77年初病故,终于未能等到让他复职、由拿工分改回领工资的一天……

那年月,大队、生产队里不时会冒出形形色色的新的阶级敌人,而城里的阶级敌人也一个个被驱赶到乡下,于是,农村便成了“藏污纳垢”之地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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